持续增进民生福祉******

　　作者：崔玉丽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）

　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不断增进民生福祉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，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，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。

　　民生事业夯实执政之基

　　民生连着民心，民生凝聚人心。我们党从成立时起，就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。早在1922年，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提出了设立工厂保险、保护失业工人等改良工人待遇的主张。瑞金时期颁布的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》，设专章规定了社会保险问题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政务院根据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中“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”的要求，于1951年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》。毛泽东同志指出，“要把衣、食、住、用、行五个字安排好，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”，强调恢复社会生产以保障最基本的民生需求。改革开放后，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把社会保障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民生工程，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，始终维护好、实现好、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邓小平同志强调：“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，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，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。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、可持续发展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民之所忧，我必念之；民之所盼，我必行之”，“要时刻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，多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。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”。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，让人民生活幸福是“国之大者”。党的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、力量在人民，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。只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，才能守住人民的心，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根基。

　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

　　坚持发展为了人民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，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、补齐民生领域短板。新时代十年来，我们党采取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，把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社保、住房、养老、食品安全、生态环境、社会治安等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，持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。一是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，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，实现了“小康”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。二是不断健全完善就业、教育、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。就业质量显著提升，就业结构持续优化，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，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三级网络不断健全。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，全民医保目标基本实现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。四是优化收入分配制度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。城乡、地区、收入差距持续缩小，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。经过持续奋斗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6500元增加到35100元，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、社会保障体系、医疗卫生体系，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十亿四千万人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%。更多改革成果可及性增强，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。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更加充实、更有保障、更可持续。

　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

　　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。新征程上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第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不断夯实增进民生福祉的物质基础。牢固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着力扩大内需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；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，统筹推进高质量经济发展和高质量民生保障。第二，完善分配制度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，构建初次分配、再分配、三次分配相协调相配套的制度体系。坚持多劳多得，鼓励勤劳致富，促进机会公平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，规范财富积累机制。第三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，使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，发展素质教育，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，促进教育公平，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，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。加强就业帮扶，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。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，优化人口发展战略，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，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。第四，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，兜牢民生底线。健全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，推动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省级统筹；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，落实异地就医结算。特别是不断完善面向老年人、妇女儿童、残障人士等群体的社会福利制度，推动慈善事业、社会救助不断发展，建立健全覆盖全民、统筹城乡、公平统一、安全规范、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。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